总之,通过这样的四维分析框架,可以对政府工作的运作过程和行动机制进行动态把握,并在进行“经验性解释”的同时,关注事件的“结构性解释”,透过机制发现“执行的制度”,进而透视其中的行政权力治理的权力责任关系与民主权利行使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 麻宝斌、李广辉:《行政学中层研究:寻找理论与现实的中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4] 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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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蒋余浩:《以过程导向制度“激励”基层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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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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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刘骥、张玲、陈子恪:《社会科学为什么要找因果机制》,《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4期。
[13] 江明修:《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论》,
[14] 蒋源:《社会精细化治理新路径探索》,《人民论坛》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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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丁元竹:《平台政府:政府流程再造的新趋势》,《北京日报》2017年6月19日。
文章来源:《电工技术学报》 网址: http://www.dgjszzs.cn/qikandaodu/2021/0728/8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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